其三，首都的名称是北京的事实。

鉴于首都制度的特殊性，应尽量淡化央地之间以及不同地方之间级别的现实差异，通过营造对等协商模式构建和谐的首都法治关系格局。[68]参见张翔，见前注[5]。

在《首都法》的早期讨论中，有观点认为规定中央各部门和兄弟省区市的大力支持专门的首都预算国家帮助北京做好控制人口和环境治理工作等内容将使该法异化为特权法。[43] 第二，地形易守，却又无碍交通枢纽的建设。1956年设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东北部甘南县境内，总土地面积380平方公里。杨学科：论宪法上的首都北京,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8年第2期，第124-133页。北京作为未被明确规范特指属性的唯一国家标志条款，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事实陈述在第143条解释过程中的不可或缺。

第二，近代以来首都已成为习惯表述，中华民国于1929年公布的《首都计划》即宣告了首都的官方修辞地位的确立。[4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

在1989年之前，只有法律规定的可诉行为的直接相对人，才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其中固然存在风险交流不足的问题，但行政机关视自身为公益代表，将一己之决定强加于人，缺乏相关利害各方的沟通、协商制度也是重要原因。这种三方关系并不能分解成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第三人分别去理解，而需要作为整体把握，才能作出适当的调整。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多元化发展，利益日趋分化，各种利益诉求也日渐彰显。

行政机关既可以直接运用调查来的信息调整个案中的利害关系，也可以公开、甚至公布某些政府信息，借助于市场等社会机制，使相关社会主体趋利避害，充分发挥信息的调节功能。前已述及，调整程序的参与主体不仅有行政决定直接指向的行政相对人，还包括受行政决定结果影响的第三人。

第四，国家责任的扩展。[20]这实际上是传统依法律行政原理的扩张。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作出利害调整，法院对此加以审查，并在利害关系人参与的情况下依法作出最终调整。行政机关在调整过程中，虽然具有主导的作用，但也不是简单地如传统执行法律那般指挥、命令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

近年来，行政法学总论的诸多制度性研究蓬勃发展，各论的具体部门行政法争相斗艳，而对行政法的整体性认知、体系性思考则显得相对迟缓，[1]行政法学的碎片化、错位现象也较为明显。而在利害调整型行政法中，关心的对象还包括行政机关与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防止行政机关在规范行政相对人活动时忽视第三人的保护，禁止保护不足。自由防御型行政法主要适用于秩序行政或干预行政，而利害调整型行政法除了干预行政之外，还适用于给付行政、诱导行政、规划行政等领域，它要求行政机关以复眼观察思考自己处理的案件，防止国家非法侵害个人的自由和财产。(一)利害调整型行政法出现的缘由 一般认为，在权力分立、法的双向拘束性确立之后，行政法就具备了产生的条件。

诸如，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行政机关可以撤回或变更行政许可，但应当依法给予因此而遭受损失的人补偿。行政裁量的空间也在增大，规范行政裁量权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当然，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可以实施利害调整？这是一个基础和前提问题。即便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使用了集体利益或集体的利益概念的宪法和法律也并不多见。

如对建筑业主和附近居民的建筑纠纷进行调整就是其例之一。沈岿：《监控者与管理者可否合一：行政法学体系转型的基础问题》，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1期等。在肯定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中，[43]传统行政诉讼最主要的判决类型是撤销判决，针对被告行为违法侵犯私人合法权益的情形。而个人相对于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地位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自由防御型行政法以警察行政法为模型发展而来。[13]经充分审议通过的法律具有调整利益的正当性。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仅是行政救济法上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也应是行政程序法上有权参与者的判断标准。不仅有个人利益，也有集体利益。

我国《民法总则》第2条亦明确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概括性的持续调整与纤细的状况反应性控制应当可以相互补充。

它以狭义行政行为为实现法治行政的核心手段，行政行为往上承接法律，往下与行政诉讼相连。[9]利害调整型行政法的手段和内容更为丰富。

由此，利害调整型行政法应运而生。[41]集体利益对基于权利的保护规范说构成了挑战，但却又是现实存在且亟待保护的法益。而且，因破产、失业等引起的民生问题，也不是保险等机制所能充分解决的，需要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给付。藤田宙靖『行政法の基礎理論(上)』(有斐閣、2005年)254頁以下参照。

(五)调整的界限 相关调整系由行政机关主持、实施，这也是一种公权力的行使方式。但即便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还应当是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才由行政法去调整。

再如，近年来，各地针对PX、垃圾处理场等邻避设施爆发多起居民阻止运动，使原本可能技术成熟、危害甚微却又十分必要的设施无法建立起来。例如在德国，规划一旦确定，相关的公法关系即以创设权利的方式得以确定。

即便是传统的单效性行政行为，也在各种利害关系的调整中面临变革，行政行为的附款得到广泛应用。既有不能化约为公益的私益，也有不能还原为私益的公益。

柯少婷：《论行政行为的附款》，载章剑生主编：《公法研究》第14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对于大型设施的建设、大规模灾害的应对、重要公共政策的出台，诸如三峡移民、南水北调工程、京津冀一体化等，传统行政法以行政行为为核心、出现行政争议再予行政救济的个别化处理机制是难以应对的。在传统行政法上，行政机关多为独立地作出决定。故而，在究竟是否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存在模糊地带的地方，可按照法律的精神将其解释为具有《行政诉讼法》所要求的利害关系。

各种利益主体对自身权益受侵害更为敏感，各种类型的纠纷也日趋增多。对此，需另文详细分析。

[37]2000年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2条将原告明确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毋庸置疑，法律是调整各种利害关系的最重要标准，法律上所确定的权利和利益理应在利害关系的调整中得到充分的尊重。

这与传统的排除行政机关行为造成的危害有较大差别。[26]参见点头隆胜石材厂不服福鼎市人民政府行政扶优扶强措施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6期，第212页。